语言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它的复杂之处在于，除了它本身具有极为复杂的内部关系和规律（语音、文字、词、句子、语法、篇章、修辞等）之外，它还与使用语言的人类本身以及这种语言所属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地理等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为着独特的目的从任何一个语言本体和外部的角度来描述、分析和解释语言这种现象。这很像是佛经中印度古代“盲人摸象”的故事所讲的那样，几位“盲人”都很努力地在自己摸到的部位摸索“大象”的样子，都给出了有充分依据却又彼此不同的“大象”观点，谁也无法说服谁。语言研究也是这样，都免不了“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问题。
有人会说，如果把“盲人”各自摸出来的“象”和各自研究出来的“偏”组合在一起，那么不管是“语言”还是“大象”不就都可以“一目了然”了吗？其实，这种简单的“相加”并不能形成一套浑然一体、成体系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跟故事中的“盲人”是一样的，都不是“明眼人”，都只能顾及自己的领域，都只是从某一个角度来思考语言，能做的只是窥测语言的整体规律。这也是语言至今仍然是人类一个未解之谜、我们仍需努力探索语言规律的原因所在——我们在语言探索方面首先需要成为“明眼人”，这在目前还无法做到。
下面，本文就从其中的一个角度——词汇来简单地探讨一下语言的学习和掌握。如果把语言比作一座大厦，那么其中“建筑材料”的词汇就居于一个中心的地位：词向下与语音、文字相连，向上与语法、句子、篇章相接；它又是能自由运用的最小单位，而且语义都首先要落实到词汇上面。因此，一切探究都可以首先从词汇开始，词是解答语言学习和应用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词及其义项
人们在学习一门语言，尤其是外语时，常常把“词汇量”当作一个衡量语言能力的标准，因此对词汇的学习非常重视。这也是现在各种英语单词学习“宝典”大行其道的原因。其实，词汇学习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词汇层面上的，即对词的各个义项的学习（绝大多数词都是多义的），另一个句子层面上的，即对这些词汇义项在句子中实际运用。也就是说，如果学习者只对某个词的最常用义项有所了解，而对其他也许没那么常用但仍然很重要的义项了解不多或者根本不了解，又或者不能在“传情达意”的最小单位——句子——中正确地运用，那么无论学习者“背了”多少单词，都不能算作真正学会了这些词，这样的“无用功”下得越多实际上越是浪费时间。这也是学习者无法只用背单词的办法来学会外语的原因所在。
我们一般所说的词义是指词的概念义，它是这个词的语音形式所联系的概念内容。词义的单位是义项，根据一个词义项的多少还可以分为单义词和多义词。但是，在语言中单义词是少数，大部分词都是多义词。有时，一个字所代表的词义彼此不同，而且现时又看不出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这时它们被当作是不同的词，叫做“同音词”。不管这些义项被当作是不同的词，还是被归为同一个词，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都是需要在听说读写中全面掌握的。
比如，汉语词“快”这个多义词有两个义项，一个是物体运动时的“速度高”（比如“开快车”），另一个是两个动作之间的间隔“时间短”（比如“反应快”）。而在英语中，汉语“快”这个词的两个义项分别用“fast”、“quick”两个词来表达。也就是说，学习者只有掌握了汉语“快”的两个含义，并理解了它与英语两个词“fast”、“quick”之间的关系，才能分别学会这三个词，在翻译的学习和工作中尤其如此。
词义的“深化”与语言的变化、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
对词义的变化的深刻理解也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学习和使用语言。
符淮青的《现代汉语词汇》认为，词义变化有深化、扩大、缩小、转移、感情色彩变化五种。他所说的“词义深化”是指“适用的对象不变，表示的对象特点深化”。比如，《说文解字》和《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人”的释义从“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变为“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生物”就属于这种变化。符淮青提到，有人不承认这是一种词义变化。但他还是坚持认为，这个词的适用对象虽然没有变，但它表示的对象特征有了很大发展，因而是一种词义变化。
而至于为什么会有人不赞同这也是一种词义变化，他并没有提及。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某个“词义”的“深化”跟另外四种词义变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影响到“变化”后的词义在语言系统中的相对位置（“适用的对象不变”），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词义深化”变化并没有像其他四种变化那样引起了语义场的重组。发生这种重组时，某个词义发生扩大、缩小、转移、感情色彩变化之后，与它相关的词的意思也发生了变化，从而达到新的平衡，也就是它们在语义系统中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比如，“脚”这个词的本义是“小腿”，后来词义缩小到仅指我们现在说的“脚”后，人体下肢的各个部分就要用不同的词来指称了，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平衡系统。其实，词义的“深化”是人类对自然和自身认识能力提高的结果，这种变化对语言本身没有影响，因此这不是语言层面上的变化。
词源问题：借词、译词与外来语
如果对语源有所了解，就会加深对词汇的掌握，这无疑会促进语言学习。王力的《汉语词汇史》将来源于其他国家语言或者中国其他民族语言的汉语词分为“借词”和“译词”，并且只把借词当作是“外来语”，不把译词当作外来语。但为什么译词不算做外来语作者并没有进一步说明。我的看法是，跟探讨语义的“深化”是否为语义变化一样，一个来源于其他语言的汉语词是否应该被当作是“外来语”是一个语言层面上的问题，而非单纯是这个词所代表的概念的来源问题。“借词”是连音带义从其他语言引入的，比如“胡同”、“琵琶”（匈奴、西域）、“涅槃”、“菩提”（佛教）、沙发、体恤衫（英语），这些词在汉语词汇中与众不同，有着十分明显的外来语读音。而“译词”则是用汉语原有的构词方式把别的语言的词所代表的概念引入到汉语中，比如来自英语的“电话”、“足球”、“电车”、“电影”、“铁路”、“无线电”，这些词都有着汉语的“面孔”，已经看不出哪里有“外来”的痕迹。
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汉语词典中，“卡车”（载重汽车）都标为英文car的借词，这是个半译音半译义的借词。不过，如果我们再去查汉英词典，会查到“卡车”在英语是truck或者lorry。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汉语在借入这个词的时候，借用的是car的一个泛指各种载运工具的含义，其中就包括运载重物的车辆。而car的这一泛指的含义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因此小规模的词典是查不到的。它现在最常用的意思是automobile，即“小汽车”，当然，它还有火车、地铁的“车厢”，电梯的“轿厢”等含义。
词汇国际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汉语新词大量增加，汉语的词汇越来越丰富，由此可以表达所有复杂和高深的思想。同时，它也变得越来越完善，每个新词都有国际上共同的定义。实际上，几乎所有主要语言里的哲学、科学和文化用语所表示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都是一致的，这样就避免了误解和曲解，使得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思想交流没有障碍。对于语言的学习者来说，也只有认识到了词汇国际化才能更好的掌握相关词汇。
以汉语中的“精神”和“文明”与英语中的“spirit”和“civilization，civilize”为例，《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辞海》（第六版）、《韦氏英语大辞典》（第三版）、《简编牛津英语大辞典》（第六版）这些工具书给出的解释表明，虽然因为各自语言的习惯使然而导致搭配有所不同，但这两对词在两种语言中的含义大致是相同，含义是对等的。比如，汉语“领会文件精神”、“看着不太精神”里面的“精神”跟英语中 spirit 是对等的。“懂文明，讲礼貌”里面的“文明”，跟 civilization 含义也是一样的。当然，这不是说翻译的时候一定可以或者一定需要彼此替换。
还比如，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汉语的“中国”原来是指中原地区或者华夏族建立的政权，具体的地域则随着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不同，现在它则指包括大陆、香港、澳门与台湾等全部领土与领海的现代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英语中的China 一词的词义前后变化也是类似的。但二者的差别是，汉语习惯用朝代名而不是“中国”这个字眼来指汉族或者以汉族居民为主的领土或者政权，而英语则通常只用 China 这个词。现在，在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汉英语言中两个词的内涵和外延式是一致的。但在历史、文化等其他意义上，英语词 China 则常常仅指中原地区或者后来面积变得更大的、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地区或者政权，不包括东北、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政权。只有了解了这一情况，汉语和英语的学习者才能更好地掌握和运用这两个词。比如，在中国上映的好莱坞英语版电影《功夫熊猫 2》中，英文台词中的 China 一词在中文字幕中翻译成了“中原”，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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